10月14日，成都发布《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规定网约车司机须具有成都市户籍或者“成都市居住证”;车辆需为本地牌照，排气量不小于1.6L或1.4T，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
这是继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布地方网约车新政以来，又一座城市出台相关细则，通过推出交通出行改革来带动社会变革的举措。但与北京、上海网约车新政被吐槽不同，成都作为外界看似改革思维并不超前的地方，其网约车细则反倒迎来了民众的掌声。
尽管看上去在户籍与车型等方面都有限制，可并非所有的限制都是主观层面对新生事物的扼杀。细细琢磨成都网约车细则，就会发现其中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不同，在成都网约车细则中，允许外地司机从事网约车，在车型上也更加灵活。
不以户籍身份作为限制，不故意提高新生事物普及和发挥效能的门槛，这样的公共政策，人们更容易相信，它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构建一个更为有效、安全的规则，来维护网约车绿色、环保、高效、便捷的出行环境。而非是用行政的手段，阻挠新生事物的发展，将网约车赶到高端服务市场，人为的对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市场进行隔断。
可以说，北京、上海的网约车细则，是旧制度放大型，以一种旧的管理思维，去应对新事物的发展。而成都，则可称之为新制度构建型，以鼓励共享经济这一新生事物，对城市交通出行的管理制度和环境，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建构，在交通出行的新旧工具之间寻找了一个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由此也可回答人民日报的一个疑问——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地方网约车细则发表评论称，“新的时代已然来临，旧思维不适合指引未来。要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政策的武器库不该如此匮乏。”可见，政策的武器库并不匮乏，而只不过政策武器的选择标准和使用初心不大一样。有些城市的管理者，明明都看到共享经济以及交通出行领域供给侧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总是试图通过行政的手段，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维护着旧有的利益格局，而有的城市的管理者，将“改革强调人民获得感”这一原则进行了有效地落地。正如成都网约车细则在基本原则中，将“坚持乘客为本”作为第一条原则，把保障乘客安全出行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个性化出行服务。
民众心中自有一杆秤。无论是对某项公共政策，还是放大到某个城市的公共管理，民众总会以这项政策、这座城市，是否已中央的改革核心精神为准则，是否建立了有利于市场调节发挥决定作用的新体制，作为评价的尺码。甚至，民众亦会从地方网约车新政中来观察，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改革，到底需要怎样的思维。
而要说的是，谁才是民众心目中的一线城市、宜居城市，不是靠人口的多少，经济体量的大小来决定而，而是城市的公共管理、城市的改革，若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以提升社会效益为目的，那么这样的城市，就是民众心中宜居的城市，能够让民众有获得感的城市。这样的改革，才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顺利推进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