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摄影：邓攀
毫无疑问，郭台铭抓住了21世纪的开头，但未来30年他能让富士康重生吗?
在以“走进历史转折中的富士康”为题的演讲中，郭台铭用了很短的时间回顾了富士康过去30年走过的历程，然后用了更多时间憧憬了富士康的下一个30年。
30年前，郭台铭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机，在深圳建厂。“龙华园区的每一颗砂石、除杂草，每一块砖、每一根钢筋、每一个地下沟管线，甚至于排水沟的沟盖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郭台铭回忆说。
他将富士康过去30年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均以五年为时间节点。中国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郭台铭的精细化管理造就了富士康的辉煌，他本人也由此被称为“代工皇帝”。
在回忆富士康的“历史转折”中，郭台铭并没有特别提到2007年，但这一年对富士康来说至关重要。乔布斯在这一年推出了第一代iPhone，并且决定让郭台铭代工生产。此后，凭借着来自苹果公司源源不断的巨额订单，富士康一跃成为全球最大代工厂。
与此同时，郭台铭的财富也在不断增加。从2010年到2017年，富士康的出口占全中国出口的3.9%，进口占3.6%。30年来，富士康集团累计外汇2400亿美金，占中国外汇存底的7.8%。
但富士康也饱受争议。2010年员工“14连跳”事件曾将富士康推向了风口浪尖，被外界贴上了“血汗工厂”的标签。而在业务上，“苹果依赖症”也为外界所诟病。
这些问题郭台铭比外人看得更清楚。在此次30周年大会上所呈现的视频中，富士康大打“感情牌”，试图用“鸡蛋”和“鸡腿”为外界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富士康。但另一方面，富士康又在大力推行“机器换人”，打造“熄灯工厂”。
富士康必须转型，郭台铭也进行了多番尝试，试图撕掉代工厂的标签。“希望各位不要说我们是工厂”，郭台铭在不同的场合经常说，“我们不是工厂，而是智能制造基地。”
2010年，富士康推出了“门店+网站”的体系构想;2013年推出拓展品牌的在线销售渠道“富连网”;2014年，富士康子公司FIH Mobile从国外挑选创业公司，籍此创办自己的硬件创业公司孵化中心。
不过这些尝试称不上成功，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碰撞能否擦出火花至今仍鲜有成功案例。2015年，富连网从天猫平台撤下，富士康计划设立独立的业务部门经营。
不过，郭台铭没有选择，他必须为富士康的下一个30年找到出路。
2015年5月，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郭台铭从中嗅到了商机。他认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实现“实体经济+互联网”，是富士康的转型之路。
郭台铭将富士康的下一个30年定义为“重生”，而他所倚仗的便是工业互联网。为此，郭台铭将公司进行拆分，单独打造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富联”)。
5月11，富士康IPO获批，预计总共募集272.53亿元，由此成为近3年来最大的一桩IPO。在招股说明书中，富士康将自己描述为“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及工业机器人专业设计制造服务商”。
赛迪智库的研究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拥有三大特征，分别是网络效应、马太效应、替代效应。在赛迪智库看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将远远超过消费互联网平台。
第三方机构的数据预测，到2025年，工业互联网将创造82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二分之一。
在众多理论依据的支持下，郭台铭寄望于富士康能够成为中国的Predix。Predix是GE(美国通用电气)推出的针对整个工业领域的基础性系统平台，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可以应用在工业制造、能源等领域。
为了储备人才，富士康今年还专门成立了工业互联网学院。目前，这家学院在职教育有清华大学博士生5名，硕士生1947名，专升本9345人，高升专3万人，中专11900人，总计53000人。
转型工业互联网，富士康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工业富联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15年至2017 年，该公司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75%、2.01%和2.24%。尽管呈连年上升趋势，但比例依然不高。
此外，过去三年，工业富联在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上的收入比重仍然太小，销售收入分别为9.34亿元、6.51亿元和9.66亿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在0.35%下方。
更为严重的是，其工业机器人产能、产量与销量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工业富联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工业机器人产量从6600个下滑至3500个，销量从6100个下滑至3500个。
1995年，郭台铭在富士康《鸿桥》月刊创刊时写了一句话：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请谨记在心，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工作中学习，学习后工作，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
毫无疑问，郭台铭抓住了21世纪的开头，但未来30年他能让富士康重生吗?
以下是郭台铭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高峰论坛暨富士康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各位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的报告是：走进历史转折中的富士康。
30年前，我们正逢深圳特区的历史转折，走进了深圳。
2000年4月12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习近平一行莅临富士康龙华园区考察。200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莅临富士康山西太原科技园参观调研。
1988年5月25日，我当时到深圳考察，这是在罗湖口岸的留影。我在深圳工地考察时，我的前妻当时还跟我在一起。1996年我们到龙华科技园区，开始建设自己的大工业园区，这是1月15日打桩现场。
视察工地建设，我穿着雨鞋，因为当初给了我一块荒地，没有“五通一平”，也没有“七通一平”，我们龙华园区的每一颗砂石、除杂草，每一块砖、每一根钢筋、每一个地下沟管线，甚至于排水沟的沟盖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当时正好碰到知识青年返乡就业，很多知青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IDG熊晓鸽就是知青返乡，特别为你准备了这张PPT。富士康为广大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2008年12月，我亲自给员工端菜。
农民工也好，知青返乡也好，我给他们上课，让他们学习，当时我就提出一个理论叫“习理论”，到现在还非常流行。
我是“习理论”的支持者，因为我认为学是知识的积累，“习”是实际操作，我认为“习”比“学”重要，一个学徒或者一个科长带作业员，他就像是老鸟带着小鸟儿在飞，如果放太高了，小鸟摔死了，放太低了，小鸟学不会飞。
所以我觉得习比学重要，1988年、1990年我就倡导“习”比“学”重要，我是“习理论”的支持者。
1995年，我在公司《鸿桥》月刊跟员工沟通，创刊时我写了一句话：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请谨记在心，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工作中学习，学习后工作”，这就是“习理论”，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
这个刊物现在已经发行几百号了。
早期建厂，没有开拓荒地时，我们发扬山西人“走西口”的精神，没有办公地点，我在货柜里面办公。
我们集团30年出口的情况：2010-2017年，出口占全中国出口的3.9%，进口占3.6%，集团30年来累计外汇2400亿美金，占中国外汇存底3兆美金的7.8%。
我们深耕知识产权。集团第一件大陆专利的申请是1992年7月16日，1998-2000年我们是连续3年中国企业大陆专利申请第一，2002-2010年连续9年中国企业大陆专利申请排名前三，1984年至今华人企业全球专利累积申请第一、核准第一。
工业互联网学院今年成立，我们在职教育有清华大学博士生5名，硕士生1947名，专升本9345人，高升专3万人，中专11900人，总计53000人，我们参加各种技能考试，模具技师培训数万人。
30年后，富士康又躬逢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深度融合历史机遇转折期，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赋能时代的来临。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8日和2017年12月18日特别提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以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我们强调+互联网，不是互联网+，虚拟经济是互联网+，实体经济是+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的三大特征是“网络效应”，工业互联网消费价值是消费互联网平台的100倍;“马太效应”，谁是中国的Predix?富士康很有机会;“替代效应”，两化融合四阶段渐进式发展理论正在被巅峰颠覆。
互联网平台的背景，供给侧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刚刚我跟书记报告了，我们准备在这边搞工业互联网大学，这就是实体经济+数字经济。需求侧是新手段、新解决方案、新生态。
工业互联网平台，从经济视角来看，2025年工业互联网将创造全球8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占全球总经济量的二分之一。富士康凭借过去30年来制造经验的大数据，走向未来30年的工业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是实体制造+数字制造，整个生态体系有核心层、富士康云网层、富士康平台层、富士康应用层，时间有限，不一一报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可以用九个字来形容，即云移物大智网+机器人，“云”是云计算，“移”是移动讯息，“物”是物联网，“大”是大数据，“智”是人工智能，“网”是工业互联网，加上机器人，这些硬件设备从核心层到IaaS层，到PaaS层、SaaS层，富士康已经累积了很多制造经验，这些设备都是我们自制，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
最后我们是AI Landing，我们是传统实体经济制造到科技制造，现在我们要用人工智能赋能，因为我们有物联网，有大数据，有人工智能，我们在先进实体经济用人工智能来赋能。
富士康全力推动智能制造，尽力在中国先进实体经济中担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领头羊，基于30年创新研发与精密制造的经验积累，以工业互联网为载体，工业大数据转换为人工智能，为工业互联网迈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篇章。
最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必须对中小企业提供赋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