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网信办联合其他三个部门，共同发布了针对网络平台算法问题的专项治理行动通知，旨在打破“信息茧房”，促进信息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所谓“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的凯斯·R·桑斯坦教授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它形象地描绘了一个看似舒适、友好的信息环境，其中充满了用户喜爱和认同的内容，讨论和观点也仿佛只是自己的回音。然而，这种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信息空间，由算法根据用户的点击、浏览和搜索历史精心构建。
在这个“黑箱子”里，用户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算法精心筛选的，他们的想法和观点也往往受到算法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尤为明显，知识已经转化为无穷无尽的信息流，用户面临的难题不再是寻找知识，而是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
算法的发展经历了从1.0到2.0的演变。在算法1.0时代，用户需要主动选择和收集信息，算法则通过协同过滤技术，挖掘用户的历史行为，预测并推荐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而到了算法2.0时代，大数据的加入使得算法能够更精准地推送用户偏好的信息，几乎无需用户主动收集和选择。
这种精准推送虽然带来了个性化的体验，但也加剧了“信息茧房”的形成。不同种族、阶层、群体和观点的用户，都被算法圈养在自己的信息世界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从而满足了精神需求，却也可能因此失去了接触和了解不同观点的机会。
算法的影响对不同用户群体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兴趣广泛的用户来说，他们可能接收到的是宠物、旅游、数码等多样化的内容。但对于生活单一、自控能力不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用户，如蓝领、中老年人或中小学生，他们更容易沉迷于算法推荐的“黑丝女”、“腹肌男”等内容，甚至接收到不适合自己年龄阶段的信息。
这种算法推荐带来的社会性问题不容忽视。如果用户的信息摄入充满误导，他们的认知可能会受到影响。例如，当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频繁看到与LGBT相关的内容时，他们可能会误以为LGBT已经成为社会主流的性取向。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因为推翻它需要用户否定自己已经形成的全部认知。
面对算法的“信息茧房”，用户仿佛置身于《黑客帝国》中的虚拟世界。他们可以选择蓝药丸，继续沉浸在迎合自己需求的算法世界中；也可以选择红药丸，面对残酷但真实的现实世界。然而，大部分用户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那是一个让他们感到舒适和愉悦的世界。
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在其著作《技术封建主义》中，将算法背后的企业比作“地主”，将用户比作“农奴”。他认为，算法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用户变成了数字农奴，失去了自主权和控制权。他们被算法束缚在数字平台的“领地”中，按照算法的逻辑行动。
以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为例，他们看似拥有自由的工作时间，不受老板监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从“企业老板”的奴役转变为了“企业工具”的奴役。他们必须遵循平台算法给出的订单、路线和价格，否则就无法工作。这种算法统治的现象，使得用户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数据不断成为算法优化和决策的“养料”，而社会互动又被算法的结果所“操纵”。
要打破算法的圈禁，就必须将选择的权利交还给用户。让他们能够主动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是被动接受所谓的“定制化触达”、“垂直化推荐”和“精准化投放”等商业行为。只有这样，用户才能摆脱算法的束缚，走出“信息茧房”，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最后，让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问题：面对算法的“信息茧房”，你是选择继续沉浸在虚拟的舒适世界中，还是勇敢地面对现实世界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