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脚步临近，当国内张灯结彩、阖家团圆时，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人正以独特的方式“守岁”。他们身处异乡，在不同的时区迎接农历新年，春节于他们而言，不再仅仅是团圆的象征，更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与情感牵挂的深度对话。
在亚洲与北美、大洋洲之间，三段真实的迁徙故事徐徐展开。这些故事没有宏大的“为了更好生活”的叙事，而是源于生活中的偶然与无奈。有人因一次意外的邀约远赴韩国求学，随后工作、定居、成家；有人为给女儿寻找不再“内卷”的童年，选择在更亲近自然的环境里开启新生活；有人在职场挫败与家庭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被命运推向澳大利亚的海岸。
在澳大利亚，嘉艺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她原本从未有过出国留学的想法，考研失利后便找了份工作。然而，2008年底的一时冲动裸辞，加上感情上的挫折，让她陷入了困境。临近年关工作难找，她只能先回家。堂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家庭聚会上拆穿了她辞职的事，这让她十分难堪，也因此与堂姐断了联系。但这次意外却成为了她命运的转折点。父母与她长谈后，告知她家里经济状况尚可，并提供了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的选择。在亲戚的照应下，她踏上了留学之路。尽管她专业成绩优秀、英语不错，但在拿到永居身份前，投出的简历几乎石沉大海。直到身份问题解决，她才顺利进入本地IT公司工作。如今，她已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7年，喜欢墨尔本这座城市，将其视为第二故乡，但她始终清楚自己的身份——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
嘉明一家则为了女儿的教育选择了移民加拿大。他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2008年和2009年两次到加拿大旅游后，便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女儿出生后，为了给她寻找更合适的成长环境，2021年他们开始筹备移民，2022年年中正式抵达多伦多。初到多伦多，他们寄居在好朋友家中，朋友不仅帮他们登记家庭医生、替女儿报名暑假活动，还教他们如何在当地生活，让他们顺利适应了新环境。嘉明在香港的工作并非高薪厚职，在加拿大的收入虽略逊一筹，但工作性质相近，且入职第三年就得到了主管的提拔。然而，移民过程中最让他痛苦的是如何向双方父母交代。为了不被家人动摇计划，他几乎要出发时才告知家人这个决定，这成为了他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如今，他们住在两百平方米带地库和后花园的房子里，所在位置交通便利、“学区”也不错。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教育氛围对女儿更加友善，他们也能享受更贴近大自然的消闲生活。
轻轻的故事则始于一次留学决定。表妹高考失利后想继续深造，轻轻受其影响也动了留学的念头。由于英语不好，她放弃了英语国家，在日本留学签证难办的情况下，在留学中介的推荐下选择了韩国。22周岁的她，独自前往大邱的语言学校学习。为了支付生活费，她边学习边打零工，从贴传单、在手机流水线装零件，到在饭馆端盘子，再到成为翻译进入当地公司，她一步步在大邱扎根。后来，为了省去签证续签的麻烦，她办理了绿卡，并在这边结婚生子。尽管在韩国生活了近20年，在职场上也基本未遇到歧视，但她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她的社交圈仅限于同学、同事和“妈妈圈”，与国内朋友的联系也只能通过线上。每次回国，她都会安排好与朋友见面和品尝美食的行程。她形容自己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线轴永远在中国，孤独始终如影随形。
对于这些移民者来说，迁徙的下半场是“扎根”的博弈。当最初的冲动消退，让他们决定留在异乡的往往是现实考量。对于组建家庭的移民者而言，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是决定去留的关键因素，而社会支持系统则影响着他们对“养老”和“终老”的预期。然而，当绿卡成为生活背景，房子成为习惯居所，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我究竟是谁？有人选择坦然和解，有人则在寂静中守护着与故土的联系。
如今，他们不再纠结于能否完全融入当地，而是学会在异国的土壤上以最舒服的姿态搭建自己的世界。他们是父母、是职员，也是心中始终牵挂着故土的游子。正如其中一位讲述者所说：“孩子是我现在的牵挂，但我也是爸爸妈妈永远的牵挂。这种错位的牵挂，是移民者一生都要偿还的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