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风险投资界，一股重新审视科学家创业者的浪潮正在兴起。过去，投资者们纷纷涌入实验室和学术机构，如今，一股怀疑与自我反思的风潮正悄然兴起。
人民币基金经理们最近的一轮深刻反思，再次引发了对“技术至上论”的批评，并凸显出资本与商业化之间日益加剧的脱节。近几个月来，中国科技媒体广泛传播着投资者“排队向教授讨债”和远离科学家主导的硬科技项目的故事。
资深硬科技投资者魏宇表示：“不可否认，曾经存在一个泡沫。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资本与研究体系本身之间的不匹配，尤其是在2021年，硬科技领域成为最后的‘避风港’时。”
据IT桔子数据显示，2021年，科学家主导的初创企业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这是由于逃离中国互联网、消费科技和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大量过剩资本涌入所致。随着其他投资选项的冻结，资金迅速转向深科技领域，但往往缺乏支持基础科学所需的机构能力和耐心。
随着风险投资公司争相挖角教授并共同投资“深科技”交易，估值飙升。许多投资者在支持少数几个科学主导的项目后，便声称拥有领域专长，将硬科技背景更多地作为营销资产而非运营策略。
到了2023年，交易规模开始缩小，投资活动转向更早阶段的融资轮次。狂热情绪已经降温，但一系列挑战依然存在。
现在，一个核心问题被提出：科学家应该为此负责吗？投资者表示，并非如此。真正的罪魁祸首可能是体制惯性。尽管国家鼓励技术转让，但中国的研究生态系统在结构上仍然轻视商业化。
魏宇说：“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学科驱动的，而不是市场驱动的。即使到现在，技术转让往往被视为次要责任，远低于发表论文、申请专利或机构声誉。”
中国科学院2015年提出的“三个面向”将国民经济置于其战略优先级的底部。尽管这一顺序在2020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所调整，“经济战场”升至第二位，但机构变革却滞后了。
创业科学家经常面临内部阻力，尤其是当他们的企业受到关注时。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是，一位研究领导层突然关闭了整个商业化计划，理由是这分散了“核心科学工作”的注意力。
魏宇说：“每一位考虑创业的科学家都仍然面临着体制不认可的威胁。期望他们‘全力以赴’却忽视了他们所面临的真实限制。”
在大多数研究绩效评估中，商业化指标仍然缺失或权重不足。大学专注于项目资金、期刊出版物和专利数量，但很少跟踪专利货币化的有效性。
魏宇说：“没有数据表明科学家在创业方面拥有更高的成功率。这是一个高风险领域。如果你的基金缺乏帮助科学家过渡的能力，你就不具备投资他们的资格。”
这种过渡往往并不顺利。对科学家主导的初创企业的常见批评——产品焦点不明确、管理不善和商业敏锐度有限——通常是系统性错位的症状，而非个人失败。
尽管过去遭遇挫折，但改革的势头正在增强。最近的政策为商业化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包括允许研究人员采取灵活就业规则，休多年假来创办企业的规定。
中国农业大学宣布，曾因挪用科研经费而入狱的教授李宁已重返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这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学术界与企业之间的壁垒正在开始软化。
资深投资者黄苗说：“这种语气上的转变意义重大。大学现在正在积极鼓励创业休假和在初创企业中担任兼职角色。而且这一次，执行力度是真实的。”
根据新规定，科学家可以休最多三年假来创办企业，并有可能再延长三年，前提是他们保持在退休资格范围内。传达的信息是：不要放弃你的研究职位，但要负责任地尝试创业。
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发展，以支持这一过渡。在2025年清华大学PBCSF全球金融论坛上，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伟华呼吁进行结构改革，以跨越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死亡之谷”。
尽管取得了最近的进展——商业化率从2010年的25%上升到35%——但中国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后者的商业化率超过70%。
这两项提议都与北京实现技术自主和发展成熟创新生态系统的更广泛目标相契合。
然而，资本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所大学附属基金的合伙人张玉警告说，硬科技投资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支票。
“将科学家主导的初创企业当作TMT（科技、媒体和电信）项目来对待是一种幻想，”张玉说，“你不能仅仅是一名财务投资者。你还必须是一个孵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