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北京的秋冬季节总被雾霾笼罩，市民出行必备的PM2.5口罩，成了那段时期最鲜明的记忆符号。当时，PM2.5年均浓度高达80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气预警频繁拉响，城市仿佛被一层灰纱蒙住，连呼吸都带着沉闷感。
如今，推开窗便是通透的蓝天，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在阳台上，晾晒的衣物浸满温暖的气息。这种从“霾里看景”到“蓝天常在”的转变，不仅刻在市民的记忆里，更被联合国环境署誉为“北京奇迹”。生态环境部部长在两会“部长通道”展示的两张滤膜——一张灰黑、一张洁白，直观呈现了北京PM2.5年均浓度从近90微克降至30.5微克的跨越。
北京的蜕变是中国生态治理的缩影。全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较十年前下降56%，重污染天数减少92%；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64.1%跃升至90.4%；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数据背后，是“十四五”期间中国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增绿”——森林覆盖率突破25%，新增森林面积相当于一个陕西省，贡献了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
生态改善的底层逻辑，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清洁能源发电量在2024年达到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4%；火电煤耗下降0.2%，电石能耗降低0.8%；万元GDP能耗下降3.8%（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后）。全国碳市场成交1.89亿吨、181.1亿元，市场化减排机制持续发力。曾经以煤炭为驱动的工业脉搏，正被清洁能源与低碳技术重新定义。
在北京，摄影师杜智广的镜头记录了这场生态革命。十年前，他在故宫午门架起相机，拍出的照片总带着灰蒙蒙的滤镜，建筑物背后的天空像洗不净的旧布。如今，同样的位置，两三个小时就能捕捉到流星划过宫殿的清澈星轨。这种变化在通州更为显著：大运河从黑臭河道变为波光潋滟的生态廊道，东方化工厂的工业废墟上崛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污水处理厂化身科普休闲公园。杜智广说：“现在拍星轨，一月有20天能见度达标，空气通透得能闻到花草香。”
野生动物的回归是生态改善的生动注脚。北京陆生野生动物种类增至612种，其中鸟类达519种。候鸟迁徙季，公园里的白鹭、野鸭随处可见，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常聚集数百名拍鸟爱好者。凉水河清走底泥后活水静流，亦庄段的黑天鹅成为“网红”；温榆河从垃圾堆变身生态园林，中华秋沙鸭频频现身。这些变化串联起北京从工业废墟到城市绿心、从黑臭河道到候鸟家园的蜕变轨迹。
生态治理的智慧，在南方同样绽放。湖南长沙的湘江欢乐城，曾是深度达110米、面积270亩的废弃矿坑。上世纪50年代后，坪塘老工业基地聚集了21家“三高一低”企业，污染严重。2008年，随着产业退出方案的实施，数十家污染企业关停，矿坑被创造性地开发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如今，游客可从近40米高的滑道直冲而下，或在130米长的雪滑道上飞驰，这片曾经的生态伤疤，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
湖南的生态实践远不止于此。大通湖作为湖南最大内陆湖泊，曾因过度养殖导致水质下降。通过退养精养鱼塘、转型水草种植，湖区不仅逆转了生态危机，更培育出年销售额达千万元的水草产业。渔民亩均年收入从养鱼时的3000元提升至种水草的8000元，部分区域采用“水草+”模式后甚至可达1万元。依托优良水质，“水草+螃蟹”模式产出的大闸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3年总产值达2.3亿元。
这些变化，最终落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北京的市民随手拍下“北京蓝”，长沙的孩子们在游乐城的欢笑声中成长，湖南的渔民品尝着清澈湖水里长大的河鲜。当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当自然与经济找到平衡的支点，改变便悄然发生——不追求速度，不盲目逐利，而是让时间沉淀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