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人类文明迎来一场深刻变革，纺织、造纸、制针等新兴工业蓬勃兴起，传统手工业逐渐被机器大生产取代。这一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敏锐的观察力，记录下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他们看到，蒸汽机的轰鸣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图景：普通工人家庭开始拥有钟表，铁路运输让鲜鱼从利物浦快速抵达伦敦，机器生产的廉价肥皂改善了工人区的卫生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蒸汽既创造了贫民窟，也带来了公共澡堂；机器既剥夺了工人的手艺，也让他们首次穿上没有补丁的衣物。
1842年，恩格斯深入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业区，目睹蒸汽动力彻底颠覆传统纺织业。单台蒸汽纺织机的效率相当于两百名手工纺车工人，棉纺织品出口量在工业化进程中激增七倍。同年，他与马克思在巴黎咖啡馆首次会面，发现两人在理论探索上高度契合，由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思想合作。1845年，两人共同赴英考察，将旋转的飞轮视为撬动人类文明的历史杠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产物本质上是人类力量的物化呈现。
1851年伦敦世博会成为工业革命的巅峰展示。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别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前往参观，被博耳顿—瓦特公司展出的巨型蒸汽机震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记录，这台为远洋轮船设计的动力装置，象征着技术突破对人类活动范围的空前拓展。他进一步提出，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成就已超越传统手工形态，形成科学知识与工业实践深度融合的“科学技术统一体”。这种统一体使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技术则被彻底科学化，二者共同开启了一个无法逆转的新时代。
尽管马克思憧憬科技推动人类自由发展，但他也清醒认识到工业革命的双重性。1849年定居伦敦后，他每日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研读至闭馆，为撰写《资本论》重学数学与工艺学，分析海量工厂调查报告。他发现，机器化生产虽催生大规模协作，却未解放劳动者，反而将工人束缚在工厂中，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东印度公司仓库中精美的手工棉布与曼彻斯特粗糙的机器棉布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技术进步背后的社会代价。
马克思将科技异化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认为，当科技仅服务于资本增殖而非人类福祉时，就会异化为控制人的力量。要破解这一困境，必须通过社会制度变革重塑人的主体地位。晚年时，他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东方社会，学习俄语以分析俄国农业问题，留下超过3000页的统计手稿。他强调，东方社会具有独特发展路径，反对将西欧模式简单复制到其他地区。
这场工业革命不仅重塑了物质世界，更引发了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深刻反思。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科技创新、社会结构到文明形态的多维度观察，为理解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的思考跨越时代，持续影响着后世对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