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实验数据，先问一句“依据是什么”，而不是急着等导师给结论，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正在养成这样的科研习惯。带给他这一变化的，是他的导师、长期从事药物分析研究的埃尔温·亚当斯教授。
据这名留学生回忆，他刚进组时与导师的互动甚至有些“冷”。他带着一套自认为完整的研究思路登门求教，对方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接连抛出问题：“你这个假设，是基于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解释？”几个回合下来，他自以为严密的推演被逐条拆开，才发现结构的底部并不牢固。
类似的经历还出现在一次实验设计讨论中。他按常规方法把流程写得滴水不漏，亚当斯却盯着其中一个不起眼的步骤反复询问。他起初觉得那是标准操作，没什么可问的，导师也没有直接否定，只让他去查文献、比较不同方法的差异。查证之后他才意识到，那个步骤恰恰是整个设计的关键所在。导师不是在挑刺，而是在训练一种“科研敏感度”。
相处久了，他摸清了导师的沟通方式：不给答案，却会把问题推到你不得不正面回应的地步；很少表扬，可一旦开口认可，就说明你确实做对了；平时几乎不干预细节，偶尔介入，往往正踩在要害上。两人的关系算不上热络，但正是这种略带距离的相处，让他在科研上迅速变得独立、严谨。
在他看来，导师带来的改变，不在于传授了多少具体知识，而在于重塑了他思考问题的路径：做事的出发点，从“把任务完成”变成“把本质问清”；对经验的依赖，变成了对假设的验证；对结果的追求，也从一个数据、一篇论文，变成了对数据背后原因的解释。
实验室之外，这对师生的故事还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中比学术合作。亚当斯不仅是药物分析领域的学者，也一直在推动比利时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国高校及企业之间的往来。
2023年，亚当斯与浙江多所高校及企业建立联系，围绕中药分析等方向推进合作，成立了中比联合实验室，相关工作得到当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的支持。随后，他前往浙江访问合作高校与企业，与中方科研人员就科研平台建设、技术交流和后续安排进行了深入沟通。
能够参与这样的交流，对一名学生来说是难得的经历。他发现，在实验室里，科研往往被拆解成一个色谱峰、一组数据、一种方法、一次实验；而走出实验室，与不同国家、不同高校、不同产业背景的人坐在一起，才会看到科研的另一面：一个分析方法可能对应一项产业需求，一个科研项目可能连接多个国家的研究团队，一个学生培养计划也可能成为长期合作的起点。
时隔两年，亚当斯再次前往中国，与广州的高校围绕学生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这一次，他的关注点有所不同。用这名留学生的话说，第一次中国之行让他看到的是中比科研合作的可能性，第二次则让他看清，真正能让合作延续下去的，不是项目和协议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
访问期间，双方就学生联合培养、科研合作以及实验室之间的交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进一步推动联合培养的学生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开展研究。
对留学生而言，联合培养远不只是“去另一个国家待上一段时间”。它意味着重新适应一种科研文化、一种沟通方式、一套实验体系，甚至重新认识自己；意味着学会如何表述一个科研问题、如何与导师相处、如何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还要学会在不同观点之间找到真正有科学依据的答案。这些能力，靠一本教材或一门课程很难获得。
两次随导师同行，也让他对中外科研文化的差异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差异并不意味着优劣，不同科研文化的碰撞，恰恰能照见自身容易忽略的地方。在他看来，国际合作的意义，不只是让科研人员“走出去”，更是让不同的思想真正走到一起。
他把这段经历比作一条缓慢但坚定的曲线：从陌生，到不适应，到不断被追问、被质疑、被要求重新思考，再到逐渐理解追问背后的逻辑。某个时刻他突然发现，那些过去需要导师提醒的问题，自己已经开始主动提出。好的导师，不是永远替学生指方向，而是让学生具备自己寻找方向的能力；好的科研训练，也不是让学生记住更多标准答案，而是让学生面对未知时，仍知道从哪里入手。
在他看来，这段经历并不只属于他和导师两个人，背后还有鲁汶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持续推进的学术交流，有中比科研人员一次次的面对面讨论，也有越来越多年轻学生通过联合培养走进国际科研平台。目前，围绕学生联合培养和实验室交流的各项安排正在推进，已有联合培养的学生进入双方实验室学习和开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