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的百年迷雾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哲学命题再度成为焦点：波函数究竟是描述物理实在的数学工具，还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剑桥大学量子计算团队近日通过IBM最新量子处理器完成的一项实验，为这场持续近百年的争论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结果似乎对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论”观点提出了挑战。
这场科学革命始于1900年普朗克对黑体辐射的研究。当时经典物理无法解释高温物体发出的光谱分布，普朗克被迫假设能量以离散的“量子”形式存在，这一假设打破了牛顿力学中能量连续变化的传统认知。五年后，爱因斯坦将这一思想应用于光电效应，提出光不仅具有波动性，还以“光子”形式存在，每个光子的能量与其频率成正比。这一理论虽然解释了实验现象，却也引发了物理学界对光本质的激烈争论：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
进入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进入快速发展期。1925年，海森堡提出矩阵力学，摒弃传统的轨道概念，转而用数学矩阵描述可观测的物理量。次年，薛定谔提出波动力学，用波函数ψ描述粒子状态，其模的平方|ψ|²给出粒子位置的概率分布。这种概率性的描述方式引发了新的争议：量子世界是否真的具有随机性？1927年，海森堡提出不确定性原理，指出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被精确测量，这一发现动摇了经典物理中的因果决定论。
同年，玻尔在哥本哈根提出量子力学的诠释框架：波函数代表粒子可能状态的集合，只有在测量时才会“坍缩”为确定的实测值。这种观点认为，光子等微观粒子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具体表现取决于实验装置的设计。然而，爱因斯坦对这种概率性的解释并不满意，他坚持认为物理世界应该具有确定性，而非仅仅依赖于观察者的测量行为。
1935年，爱因斯坦与波多尔斯基、罗森共同发表了著名的EPR论文，通过一个思想实验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他们设想一对纠缠粒子，其总动量为零，当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位置时，另一个粒子的位置会瞬间确定，但量子力学认为这种预知是不可能的。EPR三人认为，这种现象表明量子力学存在缺陷，必须引入“隐藏变量”来补充其理论。这一观点引发了物理学界的长期争论，支持者认为量子纠缠的“超距作用”违背了相对论的局域性原理。
1964年，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贝尔不等式，为验证隐藏变量理论提供了实验标准。如果局部现实理论成立，实验结果必须满足贝尔不等式；而量子力学则可能违反这一不等式。随后的几十年里，多个实验团队通过测量纠缠粒子的自旋相关性，逐步验证了量子力学的预测。1982年，阿斯佩团队在巴黎完成的实验首次明确违反了贝尔不等式，1997年蔡林格团队通过光纤传输纠缠光子，进一步确认了量子非局域性的存在。
进入21世纪，量子力学的实验验证不断深入。2012年，普西、巴雷特和鲁道夫提出了PBR定理，该定理指出：如果波函数仅仅是观察者对系统知识的反映，而非客观存在的实体，那么在对独立量子系统进行特定测量时，将会出现与量子力学预测相矛盾的结果。这一理论为验证波函数的实在性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实验验证面临巨大挑战——量子系统极易受到环境干扰，导致退相干现象。
2025年10月，剑桥大学宋清昊团队在arXiv预印本平台公布了一项突破性成果。他们利用IBM Heron2 Marrakesh量子处理器，成功完成了PBR定理的实验验证。这款拥有156个超导比特的处理器通过可调耦合技术减少了噪声干扰，团队精心选择了比特对进行实验，利用微波脉冲控制量子态的演化，并通过纠缠门操作实现测量。尽管噪声水平较高，但他们通过引入辅助比特进行错误监测，并筛选出可靠的数据，最终得到了清晰的实验结果。
实验发现，当测量近距离比特对时，结果与量子力学预测高度一致；而随着比特间距离的增加，测量精度逐渐下降。这一现象表明，量子处理器的物理布局对实验结果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团队未观察到任何与量子力学预测相矛盾的结果，从而排除了波函数仅为观察者知识的可能性，为波函数的实在性提供了实验支持。
这项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量子力学基础的理解，还对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PBR测试有望成为评估量子处理器性能的新基准，传统上主要关注运算速度和保真度，而这一测试直接考察了量子叠加和纠缠的核心特性。IBM Heron系列量子处理器通过优化比特排布，提升了远程操作的可靠性，为未来构建大规模容错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
从哲学层面看，这项实验结果对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论观点构成了挑战。自EPR论文发表以来，爱因斯坦一直认为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源于我们对微观世界认知的局限，而非世界本身的随机性。然而，剑桥团队的实验表明，在小规模量子系统中，爱因斯坦所期望的“隐藏变量”似乎并不存在。当然，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宏观世界，仍需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