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持续推进，一系列新发现为理解红山文化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环节，牛河梁遗址以其独特的“坛庙冢”组合成为红山文化鼎盛时期的典型代表。考古发现表明，该遗址已具备历史时期都城遗址的“国家祭祀”形态，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实证。大型台基建筑群的营建与使用，更印证了当时社会具备强大的动员与组织能力，成为红山社会进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核心依据。
礼制作为统一社会构建的制度基础，在红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已初具雏形。以玉器为载体的礼制秩序通过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及质地差异区分社会等级，牛河梁—胡头沟遗址群出土玉器的质地差异尤为显著，凸显了区域社会等级秩序的完善。这种以玉器规范等级的做法，与《周礼》中“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的记载形成呼应，表明统一有序的社会雏形已现端倪。东山头、三家东北、元宝山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不同流域的遗址在墓地布局、随葬玉器组合等方面呈现高度一致性，印证了广域空间内统一社会等级秩序的形成。
红山文化的礼制规范不仅体现在核心区域，更延伸至远离文化中心的桑干河流域。郑家沟遗址发现的完整积石冢，其墓地布局与玉器特征与红山核心区高度相似，表明燕山以南的人群延续了核心区的埋葬方式、用玉规范与祭祀风格。这种跨区域的礼制认同，为“红山古国”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与此同时，不同区域在总体规范下仍保留个性化特征，如元宝山遗址玉器造型的简化趋势，反映出红山社会可能已探索出“因地制宜”的多样化治理模式。
祭祀活动作为红山社会的重要公共事务，其等级规模差异与普遍性并存。牛河梁遗址作为最高等级的祭祀中心，近年发掘证实其第一地点为6万平方米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台基上发现的祭祀遗存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形成“天—地—人”的祭祀对象三分格局。台基上的坑状遗迹分类复杂，与《周礼》中地祇祭祀的记载相似，表明红山文化已初步建立“天、地、祖先”的祭祀体系。牛河梁遗址发现的7座呈“北斗”排列的红烧土坑、东山头遗址的石构祭坑等遗迹，既体现整体特征相似性，又彰显区域个性，为理解红山精神世界提供了丰富素材。
祭祀活动不仅存在于专门中心，日常居住区亦广泛盛行。彩陶坡遗址发现的超大型房址与蚌龙出土，揭示了红山社会在公共祭祀之外，居住区域内同样存在祭祀行为。这种“规范与复杂并存”的特征，反映出红山社会祭祀体系的多元性。该体系整合了自兴隆洼文化以来的多种信仰，通过秩序化改造，从精神层面勾勒出社会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发展脉络。
玉器作为红山文化的重要符号，其造型演变折射出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玉猪龙因分布范围广、形制变化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认同符号”。近年发现的三家东北、东山头遗址的琮形玉器，以钻芯为基础，侧面刻画玉猪龙头部，构图原则高度统一；元宝山遗址同类玉器则进一步简化，仅保留四分布局。这种形态简化与符号化趋势，表明玉龙始终是红山文化认同的核心标志。
系统考古发现虽以祭祀礼仪类遗存为主，但仍能通过多学科方法还原红山社会发展的更多面向。祭祀遗址的营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如牛河梁台基建筑与郑家沟积石冢均依山势而建，通过有限改造实现空间最大化利用。新发现还扩展了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证实距今5300年前后，红山文化人群已抵达桑干河流域，将核心区的信仰体系与礼仪秩序带入该区域，成为红山文化南传的前沿。这些发现为红山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直根系”的观点提供了新证据，其礼制传统更对后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