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正悄然到来——大语言模型的兴起，正逐步改变着我们对符号与意义创造的传统认知。长久以来，人类作为理性与社会性并存的生物，通过符号与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互动，这一过程被视为人类独有的特权。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理性动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洞察。
然而，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这一传统观念正面临挑战。如今，意义与符号的创造不再仅仅属于人类的专属领域，而是进入了一个人类与模型共同作用的混合时代。符号学家洛特曼提出的“正在混合化的符号圈”概念，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现状——在这个符号圈中，人类与机器的成分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符号与意义的产生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语言模型的推理方式与人类截然不同，但我们与它们的互动却与人类之间的互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现象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如果大语言模型以略微不同的方式生成意义，并在人类社会的意义构建中占据重要地位，那么人类自身是否会因此发生变革？事实上，这种变革已经悄然发生。随着大语言模型在意义构建中的广泛应用，人类生产语义和符号的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置。例如，我们已经开始适应智能体如ChatGPT、DeepSeek等生成的语言节奏、风格和认知逻辑，这些模型的语言风格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表达方式。
大语言模型的兴起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变化——认知外部化。正如文字的出现外化了记忆并重塑了人类的认知结构一样，大语言模型正在外化我们的启发、综合甚至创造能力。提示词作为一种新的元认知形式，通过与模型的互动进行思考，使得大语言模型成为了一种动态的记忆结构。在具体情境中，这些模型被不断召回和重塑，从而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变革或许可以与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过渡相提并论，书写让我们更好地组织思维，而人工智能则有望再次重塑我们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