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引发连锁反应，悄然改变着传统庭审的运作模式与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基础。这种技术渗透带来的影响，在近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该院民事审判庭劳动争议团队负责人陈樱法官，在处理一起特殊上诉案件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位六旬老人提交的上诉状中，附带了多份标注"AI生成"的辅助材料，其中两份材料的外包装上明确注明内容源自某智能问答系统。这起看似普通的重复诉讼案件，因当事人对人工智能的深度依赖而变得复杂。
案件审理过程中，陈樱发现该争议已历经三级司法程序，老人的诉讼请求均未获得支持。此次上诉阶段，当事人借助AI工具重新梳理案情，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推翻前序裁判。在法庭接待环节，老人反复引用智能系统生成的分析结论，其陈述方式呈现明显特征：对支持自身主张的内容如数家珍，对相反观点则选择性忽视。
"当事人呈现的AI分析存在显著片面性。"陈樱指出，智能系统的回应质量高度依赖提问方式，而普通诉讼参与者往往缺乏专业训练，在输入案情信息时存在主观筛选。这种信息偏差导致AI输出的法律意见天然具有倾向性，与司法裁判追求的客观公正形成微妙冲突。
同庭法官沈永妍在另案处理中遇到更荒诞的情形：有当事人竟持虚构的"AI判例"质疑裁判标准。这类伪造案例通常混淆不同法律关系，经不起专业推敲，却给法官释法说理工作增添额外负担。"现在不仅要解释法律适用，还要先证明AI案例的虚假性。"沈法官无奈表示，这种技术滥用正在消耗宝贵的司法资源。
面对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一线法官展现出职业智慧。陈樱将这种压力转化为提升裁判文书质量的动力，通过增强说理部分的逻辑性与说服力，构建对抗技术干扰的司法防线。她认为，法官的专业判断与AI的机械分析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建立在完整证据链与法律体系理解之上，后者则受制于算法边界与数据质量。
司法实务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庭审程序的影响已从技术层面延伸至信任维度。当诉讼参与者将技术输出等同于权威意见，甚至试图用算法结论替代法官自由心证时，传统司法权威正面临新型挑战。这种变化要求法律人重新思考裁判文书的写作范式，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提升可读性，以更透明的方式展现司法推理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