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积极筹备“十五五”规划之际，一场旨在广泛收集社会各界意见的“百家访谈、万家调研”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解放日报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携手，深入访谈战略科学家与决策咨询专家，为规划编制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本期访谈聚焦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樊春海。
樊春海教授不仅是化学化工学院院长，还兼任转化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及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唐仲英首席科学家，同时在美国化学会JACS-Au等十余份国际知名杂志担任编委。他的研究领域涵盖核酸化学生物学、核酸信息材料以及生物传感与成像。
在转化医学上海设施的办公室里，樊春海院士分享了他对中国科技创新现状的看法。他提到，近年来，中国科学论文数量已跃居全球首位，发明专利数量紧随其后。在“高影响力”研究成果方面，中国更是在超过半数的学科上领先美国，特别是在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这一成就，正如2024年《经济学人》杂志所描述的“红月亮升起”，标志着中国科学的迅速崛起。
然而，面对中国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数量相对较少的现状，樊春海表示，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滞后的评价指标。他指出，日本在二三十年前的基础研究投入，如今正迎来收获期。同样，中国科研的突破已形成宽厚的“高原”，未来几年有望冒出更多的“高峰”。樊春海充满信心地认为，从科研物质条件到高端人才储备，中国整体上将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这一过程几乎不可逆转。
谈及科创人才，樊春海强调，上海在人才高密度的基础上，正同步提升人才的档次和品位。他提到，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卡尔·巴里·夏普莱斯在内的众多高端人才，已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夏普莱斯的办公室就设在交大闵行校区主楼，与樊春海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夏普莱斯教授不仅将其最重要的科研放在上海，还通过其弟子直接指导这里的学生工作，密切关注着这里的研究进展。
樊春海进一步指出，美国在政策层面对科创的不利影响，正促使大量高端人才考虑离开。未来，中国有可能承担起世界科学中心的历史责任。他强调，人才引进、回流与集聚的效应已显而易见，上海需要在宽松的环境下，有组织、有目标地进行科研，做出个人或小团队难以完成的大事。
在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方面，樊春海提到，二三十年前，中国在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的建设上还存在很大欠缺。然而，如今上海光源等先进设施已支撑起前所未有的学科交叉融合，产出了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他强调，“十五五”及中长期，这些“大家伙”仍需要高强度、持续性的“大投入”，才能形成“大中心”“大格局”。
樊春海还分享了交大在深海深空等极端环境下探索“未至之境”的例子。他提到，由交大、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华大集团联合发起的“溟渊计划”，已实现了人类首次到达马里亚纳的雅浦海沟最深点，并对深渊生态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一成就不仅打开了深海微生物宝库，也展示了中国在极端环境下探索的实力。
最后，樊春海谈到了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他认为，专利应该越多越好，不要过多考虑转化率的问题。因为分母大，转化率自然会低一些，但这样才有利于打厚底子，筑起技术门槛。他提到，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启示我们，一流大学与产业园区往往相互成全。在上海，交大、华东师大所在的环大学地带正在建设“大零号湾”，有望构建出“中国硅谷”样态，让年轻学子们能够带着创新成果走向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