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PC北京总部的一场座谈会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发言引发了广泛讨论。面对青年学者与教练，这位79岁的科技领袖没有重复“技术封锁”的焦虑，反而提出一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大量人才赴美发展是件好事。”这一论断如同一颗石子投入舆论湖面，激起层层涟漪——有人质疑其立场，有人担忧人才流失，但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人才流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任正非的“反常”言论，实则指向一个被焦虑掩盖的真相：科技竞争的核心从来不是“圈养”人才，而是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他以华为自身经历为例：早期研发团队中，许多成员拥有海外学术或产业背景，他们带回的不仅是技术知识，更是跨文化的管理经验与研发思维。这种“全球育苗、本土开花”的模式，让华为在通信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技术无国界，关键在于吸收与转化能力。”任正非的潜台词清晰可见：若因恐惧流失而封闭国门，无异于主动放弃接触前沿的机会，最终矮化人才的成长空间。
这种开放思维同样体现在华为对技术封锁的应对上。被制裁四年间，华为研发投入不降反增，其秘诀在于“在限制中寻找开放”：通过参与开源社区、国际标准制定、跨企业技术联盟等方式，持续融入全球科技网络。任正非将此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强调封闭只会走向自困，而开放才是突破困境的必由之路。他以美国半导体产业为例：其强大源于整合全球材料、设计与制造资源，而非孤立发展。这种“消化再创新”的逻辑，正是中国科技从“跟跑”到“并跑”的关键。
在AI领域，华为的选择同样体现务实主义。当行业热衷于追逐“通用人工智能”的宏大叙事时，任正非将目光投向工农业场景：“未来3-5年，大模型应优先解决产业痛点。”这一判断源于对中国制造现状的深刻洞察：大量工厂仍依赖经验驱动，质检依赖人工目检，而AI技术恰好能将这些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算法，推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升级。这种“技术赋能”的思维，比单纯争夺“AI第一”更具长远价值——科技的使命是让复杂技术变得可用，而非让简单问题复杂化。
任正非的发言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是对教育与企业边界的厘清。他直言：“教育培养人，企业用好人，两者目的不同，应避免混淆。”现实中，高校为追求“产学研结合”过度侧重应用研究，企业为储备人才要求大学开设定制课程，这种“责任错位”导致基础学科萎缩与人才培养断层。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则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不要求高校输出“成品人才”，而是通过企业实战项目加速青年成长。这种分工模式——教育提供“毛坯”，企业负责“精加工”——或许比笼统的“校企合作”更能释放人才潜力。
从人才流动到技术开放，从AI落地到教育分工，任正非的论述贯穿着一条主线：真正的科技自信，源于对世界多元性的承认。他提醒，科技竞争不应被简化为零和博弈，人才的价值在于创造而非归属，开放不是妥协而是生存本能。当行业沉迷于“卡脖子”的焦虑时，华为选择在开放中突破；当舆论纠结于人才流失时，任正非看到的是知识溢出的长期回报。这种穿透表象的理性，或许正是中国科技穿越周期、实现跃迁最需要的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