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了一项规模空前的卫星频谱与轨道资源申请，计划部署约20.3万颗卫星，涵盖14个星座。这一数字几乎是SpaceX星链计划申报规模的五倍，引发全球航天领域的高度关注。申请中近19万颗卫星来自新成立的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与技术创新研究院，该机构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中国卫星网络集团等七家单位联合组建，凸显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
此次申报包含两个超大型星座CTC-1和CTC-2，每个星座规划96,714颗卫星，均以无线电创新院名义提交。中国移动、上海垣信、国电高科等企业也提交了多个星座扩展计划，涉及卫星总数超5,000颗。若算上已在建设的国网和千帆星座，中国在近地轨道的布局规模已达全球领先水平。这一动作被视为对轨道资源稀缺性的直接回应——随着全球航天活动激增，近地轨道正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竞争的紧迫性源于现实风险。2021年，SpaceX的星链卫星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迫使中方启动紧急避碰程序。这类事件暴露出近地轨道航天器碰撞的高危性：在每秒7公里以上的相对速度下，即使微小碎片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1983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舷窗曾被0.2毫米的涂料碎片击裂，而星链卫星质量达260公斤，若撞击空间站，碎片云可能摧毁整个轨道平台。中国已通过外交照会向联合国通报此类事件，强调美方作为卫星登记国应履行国际监管义务，但未获回应。
国际规则的“先登记先使用”原则是中国申报的战略依据。ITU作为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的管理机构，要求非地球静止轨道卫星通过“协调法”确定优先权，即先完成申报并协调程序者获得资源使用权。为防止囤积，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通过“里程碑规则”，要求卫星星座在7年内发射首星并运行90天，随后在第9、12、14年分别完成10%、50%和100%的部署，未达标者频谱权利按比例缩减。
对中国而言，CTC-1和CTC-2星座需在9年内部署约19,400颗卫星，即平均每年发射超2,100颗，日均约6颗。这一目标远超当前能力——2025年中国全年仅完成92次发射，其中商业航天占23次。实现规模化部署需火箭发射能力质的飞跃。SpaceX凭借猎鹰9号火箭的可回收技术，将发射成本降至每公斤约3,000美元，2025年完成167次发射，占美国总次数的85%。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正加速追赶：蓝箭航天、星河动力等公司推进可回收火箭研发，2026年多型号计划首飞或测试；卫星制造产能也在扩张，部分工厂年产能达1,000颗，研制周期缩短至数月。
近地轨道的容量极限进一步加剧竞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家指出，400至2,000公里高度的理论极限约为6万颗卫星，而全球已提交ITU的申请总数超100万颗，远超实际承载能力。例如，卢旺达曾申报33.7万颗卫星的Cinnamon-937星座，法国也代表初创公司E-Space提交11.6万颗的Semaphore-C计划，这些申请被视为利用规则提前占位的操作。中国此次申报与之不同：无线电创新院具备技术储备和产业基础，申报时机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阶段匹配，且覆盖从Ku、Ka频段到6G通信所需的Q/V、E频段，既对冲星链主导的Ku频段拥挤，也为未来技术升级预留空间。
然而，申报不等于实际部署。若9年后中国仅完成10%部署，频轨资源将按比例缩减。这要求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火箭需实现高频次发射，卫星需批量化生产，地面测控和用户终端需同步升级。低轨卫星寿命仅3至5年，星座需持续补网更新，对产业韧性提出更高要求。这场竞争也暴露了国际规则的局限性——ITU的“先登记先使用”原则诞生于卫星数量较少的时代，如今已难以适应巨型星座扩张的现实。如何平衡先行者权益与资源公平分配，如何建立有效国际协调机制，成为全球航天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在中国提交申请后，SpaceX宣布计划将4,400颗星链卫星轨道高度从550公里降至480公里，声称此举可提升空间安全性，但分析认为更低的轨道能减少信号延迟，符合商业利益。无论动机如何，近地轨道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的申报既是应对资源稀缺的战略举措，也是推动航天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在这场考验技术实力、产业链协同与国际规则博弈的竞赛中，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