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了超过20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报，这一举动在国际航天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申报数量之多堪称“史无前例”。当下，以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低轨卫星应用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各国纷纷在太空展开“圈地运动”，抢占更多轨道和频率资源，我国此次申报无疑是在这场资源竞争中的一次重要“卡位”，同时也为商业航天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此次申报涉及多个主体，其中申报数量最多的是无线电创新院。该机构于2025年12月30日在雄安新区登记注册，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等7家单位联合共建。在注册前一天，它便向ITU提交了CTC - 1和CTC - 2星座的申请，两个星座规模均超9.6万颗卫星，合计超19万颗，且多位于500 - 1200公里的低轨，这是卫星互联网星座的主要工作区域。
有资深航天业内人士指出，ITU遵循“先到先得”原则，此次申报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旨在抢占轨道与频率资源。近年来，低轨轨道和频率资源的竞争愈发激烈。距离地球三四百公里到1200公里的空间属于低轨范围，是当下主要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集中区域。低轨卫星具有延时短、地面终端所需功耗与体积小等优势，例如“星链”延时为20毫秒，而高轨卫星多为几百毫秒。各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公布的卫星数量不断增长，“星链”从最初的4425颗攀升至7.2万颗。但实际上，提供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无需如此多的卫星，上千颗卫星基本能实现全球覆盖，上万颗卫星则可做到无缝覆盖或追求更好的互联网体验。而且，各星座计划申报数量与实际发射数量存在巨大差距，如“OneWeb星座”2020年申请新增发射4.8万颗卫星，当前在轨卫星仅600颗。
业内普遍预测低轨能容纳的卫星数量有限，约6万颗左右，若结合技术与频率等因素，大概在10万颗。轨道使用遵循谁先占谁拥有的原则，后来的卫星若想使用需与之前所有者协商，否则碰撞需负全责。相比之下，频率资源更为稀缺，卫星互联网可使用的频段有限，ITU会为申请者留出3年激活时间，一旦某个频率被使用，临近频率可能因干扰无法使用，甚至导致卫星发射前被叫停。中国星网成立时，在卫星互联网可用频率申请排名上较为靠后，因此无线电创新院此次申报超19万颗卫星可视为一种“储备”。
国内正在推进的卫星互联网计划“GW星座”已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在此次申请的超过20万颗卫星中，有中国星网的24颗卫星。自2024年12月中旬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01组卫星以来，到今年1月中旬，在一年多时间里已成功发射19组卫星。
在商业航天领域，卫星应用才是关键“引爆点”。有两点对商业航天至关重要，一是工业级元器件应用于卫星制造，降低了制造门槛；二是信息技术发展提升了小型卫星能力。过去卫星能力有限，如1970年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重量仅100多公斤，除应答功能外无其他实用功能。如今，OneWeb卫星重量仅150公斤左右，卫星变小、易制造意味着成本降低。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表示，不会使用原来大卫星的供应链，小型卫星的一些器件可从宇航级跨过军用级直接降到工业级。经过筛选与处理后，小型卫星的CPU可使用汽车级CPU，虽卫星在太空环境复杂，但可通过提升系统具备容错功能消除影响。原来一块卫星CPU主板可能几百万元，汽车级产品价格仅几千元，即使选出10块处理，成本也仅为几万元，压缩空间巨大。
当小型卫星在能力和成本上满足市场需求后，发射能力成为关键问题。小型卫星寿命普遍不长，短则数月，长则3 - 5年，且要实现功能必须组网，若组网时间过长则毫无价值。这种密集发射需求为火箭公司带来机遇，民营火箭公司创始人表示，若没有卫星互联网这样规模的市场需求，商业火箭公司难以存活。SpaceX就通过“星链”订单为自己创造需求，其主力火箭“猎鹰9号”早期商业订单少，主要依靠“星链”订单。
卫星与火箭相互依存，随着“GW星座”等多个星座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国内需求存在，但发射资源不足成为痛点。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称，当前发射能力能满足单星或少量卫星组网技术验证，但难以满足常态化发射需求。“国家队”火箭任务重，无力顾及商业航天市场全部需求，且一些服务国家任务的发射出于保密要求，商业卫星难“搭便车”，同时“国家队”火箭发射成本较高。例如长征十一号小型火箭单发采购成本高且不一定有排期，此前有两颗卫星本想采购长征十一号，因排期满只能转向采购航天科工集团的快舟一号甲，其单发运载能力200公斤左右，单发采购成本超4000万元，只能搭载一颗卫星。外界期待民营火箭公司提供更多低成本发射资源，但目前国内民营火箭公司难以兑现。
2025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92次创单年纪录，但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两家央企占据76次，民营火箭公司发射16次且失败两次，像星河动力、中科宇航等发射次数较多的民营火箭公司，全年成功发射次数也只有5次。商业卫星公司人士感慨，虽期待与民营火箭公司合作，但市场难找到有能力的合作方。当前国内民营火箭公司较成熟的火箭型号均为小型固体火箭，运载能力有限，如星河动力“谷神星一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400公斤，而“猎鹰9号”作为液体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22.5吨，服务“星链”组网时常以“一箭60星”的效率发射。中国民营火箭公司基本走“固体先行、液体跟进”路径，固体火箭适合低轨、重量不超过两吨的运载需求，液体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一次性发射更多卫星，摊薄单颗卫星发射成本。不过液体发动机研发周期长、门槛高。
降低发射成本是另一难题。国内火箭发射报价呈下降趋势，2020年基本在20万元/公斤，一些小型固体火箭报价低至15万元/公斤，而“猎鹰9号”2020年曾推出5000美元/公斤的报价，如今国内火箭报价下探至10万元/公斤左右，“猎鹰9号”已能给出2500美元/公斤的报价。可回收火箭被视为降低发射成本的关键，马斯克称一级火箭第六次发射时成本只有首次的一半，但国内资深航天业内人士提醒，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运载能力，且回收后需对燃料箱清洗、焊缝检查等，同样会产生成本，可回收火箭能否降低成本取决于重复使用次数。他认为降低火箭成本不能只依赖单一路径，目前中国航天供应链较封闭，沿袭早期定点生产模式，导致成本高、缺少活力，若建设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供应链，成本定会下降，但目前很多民营火箭公司仍依赖原有航天体系内的供应链，供应链建设需时间。
无人愿意为应用买单仍是商业航天的症结。普通人对卫星服务的需求未来主要集中在精密导航、低轨卫星通信和对地观测三方面。有卫星公司称，若卫星数量达138颗，就可实时提供地球上任意一点十分钟之前的影像。历史上不乏看似“完美”的商业航天计划失败案例，如摩托罗拉20世纪90年代的“铱星”计划，通过卫星组网提供卫星通信服务，其所有者是摩托罗拉，制造商是洛克希德·马丁，投资70亿美元，但因人们当时对昂贵的卫星通信不感兴趣，且刚好赶上移动电话普及初期，最终被2G基站打败而破产。
尽管人们对卫星互联网期待高，但真实需求存疑。中国移动网络覆盖率高，甚至实现“村村通”，不像美国一些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地区未被地面网络覆盖，这是美国用户对卫星互联网有真实需求的原因。“星链”成为SpaceX的“现金奶牛”，其业务从2023年起超越火箭发射业务成为最大收入源，2025年预计贡献123亿美元，占总收入近80％，全球用户超800万。此前对于卫星互联网发展存在争议，业内担忧以国家重点工程方式发展，财政投入超千亿元，且靠财政“砸”出来的卫星互联网若不好用不赚钱怎么办。据了解，中国卫星互联网最初计划有A、B两套系统，分别是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与专网，其中面向公众的A系统在初期已淡化，从专网做起再逐步推向公众，所以短期内可能不会看到“GW星座”提供面向公众的卫星互联网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