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无数青年奋斗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让我们走近一位青年科研工作者，聆听他用汗水浇灌梦想、以实干诠释担当的奋斗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部的90后青年学者吴益鹏，这个假期依然忙碌在实验室里。他正全身心投入实验室天体物理平台的安装调试工作，同时筹备下半年即将开展的一系列物理实验。自平台启动建设以来，他的办公室——李所S419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周末也不例外。
在李所地下二层，一片长110米、宽20米的巨大空间里，三大核心装置——3拍瓦超高功率飞秒激光器、700焦耳高能量纳秒激光器、90兆电子伏特电子直线加速器，以及多功能靶场系统和高精度诊断系统已基本安装完毕。作为李所“2个平台+3个前进基地”核心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平台凭借多装置耦合的综合能力，在全球该领域独树一帜，成为前沿研究的重要阵地。
吴益鹏和团队的目标是通过超强激光和高品质电子束，在实验室中复刻宇宙深处的极端物理环境，相当于“手搓”出一片微型宇宙，以探索超新星爆发、致密双星并合等极端天体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他形象地比喻道：“我们要在实验室里找出藏在星辰大海中的宇宙密码。”
吴益鹏的研究领域横跨物理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微观世界的“极小”与宏观宇宙的“极大”。在微观层面，他致力于强激光驱动的粒子加速技术研究，旨在发展新一代超高梯度、小型化的加速器，为未来高能对撞机提供技术储备。同时，强激光还有望在实验室中产生暗物质的候选粒子——轴子，从而揭示暗物质的本质。在宏观层面，实验室天体物理则利用强激光重现宇宙中剧烈的天体物理过程，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同时，间接推动了激光核聚变的发展，为未来解决能源问题提供可能路径。
“目前，粒子加速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除了推动粒子物理前沿研究外，在肿瘤精准放疗和高端工业无损检测等领域也展现出巨大潜力。而实验室天体物理则在不断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同时，为激光核聚变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吴益鹏介绍道。
宇宙诞生138亿年来，孕育了无数极端物质形态，如黑洞并合、超新星爆发、相对论性喷流、快速射电暴等。这些过程释放的能量惊人，其物理条件远超地球日常环境。要在地球上模拟这种量级的物理环境，难度极大。国际上同类大科学装置往往功能单一，或专注于加速器，或专注于激光装置。而李所建设的这一平台，其独特之处在于三大装置的深度耦合，实现了综合物理场的协同作用。
“我们这种综合物理场的耦合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吴益鹏自豪地说。这种独特设计使得平台能够支撑包括实验室天体物理、激光核物理、粒子加速、等离子体光学乃至量子电动力学在内的多个前沿物理研究方向，确保了平台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能保持国际前沿竞争力。不久前，欧洲极端光基础设施（ELI）的高层代表团专程到访交流，对平台的前瞻性设计与建设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国际前沿平台的建成，离不开上海交大物理学科十余年来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积累。大科学平台的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起步阶段便面临重重困难。在学校与李所的全力支持下，团队先后争取到教育部、上海市科委的专项经费，才让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平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整个团队拧成一股绳，一点点啃下了所有硬骨头。”吴益鹏感慨道。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政道研究所所长张杰担任平台建设总负责人，黄小军、朱鹏飞、葛绪雷、袁鹏等四位老师与吴益鹏共同承担了具体建设任务。上海交大物理与天文学院的科学家们也深度参与其中。
“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吴益鹏回忆道，在2024年国庆假期，由于团队提出了新的技术思路，他毅然决定将已经迭代了20多个版本、初步定稿的方案全盘推翻，从头开始优化布局，只为确保平台能够满足未来二十年乃至更久的发展需求。这种追求卓越的“轴”劲儿，在团队中并不罕见。负责靶场系统的袁鹏，对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甚至常驻加工厂，全程跟进生产进度，让合作企业都感到压力巨大。
如今，平台东部靶区已于2025年建成投用，西部靶区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预计2026年下半年就能开展磨合实验，2027年完成最终整合调试。
2024年2月，吴益鹏结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后研究，毅然选择回国。对他而言，能够参与平台建设，“在自己的祖国搭建属于中国的大科学平台，做自己想做的前沿研究，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平日里，他一边承担教学科研任务，一边深度参与平台从规划、筹资到建设、调试的全流程工作。“确实很辛苦，但那种自豪感和幸福感也是无可替代的。”吴益鹏说。在他办公室的黑板上，还留着前一周他和学生为争论一个物理公式写下的板书。如今，他指导着5位博士生、2位博士后，假期里仍会抽时间为他们修改论文。“我们研究所是在李政道先生的支持下成立的，他一生都在推动中国的科研人才培养，今天，我们更要把育人这件事做好。”
在他看来，教学相长并非虚言。优秀的学生们常常提出让他惊喜的新思路，“在某些具体的科学问题上，他们往往钻研得比我更深入、更前沿。而和学生一起接近真理的过程，正是做老师最幸福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