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版图上，一条纵贯南北的人工河道宛如巨龙蜿蜒，它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在古代交通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条运河承载着粮食输送、军事运输和商业贸易的重任，成为连接南北的经济命脉。勤劳智慧的古代人民以双手开凿出这条沟通南北的水上通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工程奇迹。
元朝定都大都后，为将南方物资高效运抵京城，元世祖忽必烈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造。通过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新河道，大运河实现了从杭州直达大都的壮举。这条取直后的水道较原路线缩短了900余公里，不仅大幅提升了运输效率，更让南方的茶叶、瓷器、丝绸等物资源源不断涌入北方，极大地丰富了运河沿线的物质文化生活。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大运河北京段作为这条文化长廊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三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河道：西城区的通惠河北京旧城段（什刹海）、东城区的玉河故道（万宁桥至东不压桥）以及通州区的通惠河通州段（永通桥至北关闸）。这些河道周边出土了大量漕运文物，涵盖了从皇家粮仓到民间庙宇的各个社会层面，成为研究古代漕运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位于东城区南锣鼓巷社区的东不压桥遗址，见证了明代皇城扩建的历史变迁。这座原名"布粮桥"的石桥，因明代永乐年间皇城北墙压在西侧桥体上而得名。考古发现显示，桥上游的澄清中闸是漕船进入什刹海码头的必经之地，出土的银锭锁、黄琉璃瓦当等文物，生动展现了当时漕运的繁荣景象。桥体两侧引桥保存完好，金刚墙及拱券石的发现，为研究明代桥梁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通州区张家湾镇瓜厂村，一座建造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善人桥静静诉说着运河码头的变迁史。这座由清源陈进儒监造的单孔石桥，虽地面结构已毁，但地下保存的金刚墙、雁翅等构件依然完整。出土的大量瓷器碎片和建筑材料，印证了这里曾是重要的漕运中转站。考古发现表明，随着通惠河的疏浚，明代运河码头从张家湾逐渐北移至通州城，善人桥的发现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证据。
通州作为大运河北端的重要枢纽，其古城遗址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考古工作者在通州古城东城墙遗址发现了城门、瓮城、城墙及马面等防御设施，不同时期的夯土层和包砖工艺，记录了这座城市历经的多次修筑。而在张家湾古城遗址，考古人员确定了东城墙南段和南城墙西段基址，这座因漕运而兴的明代城市，曾是北运河、凉水河、通惠河、萧太后河四水交汇的交通要冲。
如今，大运河的漕运功能虽已式微，但其文化价值愈发凸显。北京段运河沿线的故道、闸坝、码头等遗迹，与出土的瓷器、石碑等文物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运河文化史。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更使其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文化遗产。漫步在运河畔，人们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这条古老水道绵延不绝的文化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