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天文学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宇宙，更深刻影响了不同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中国传统的属相文化与西方广为人知的星座文化，看似差异巨大，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根源都可追溯至对黄道的观测与划分。
中国的传统农历是阴阳合历，其中的阳历部分采用干支纪年法，这一纪年法源于古人对太阳和星空的细致观测。为了便于向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传播，古人将复杂的干支用动物来命名，从而形成了十二属相，如子鼠、丑牛等。在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例如越南将兔年误传为猫年，这很可能是卯兔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黄道，即太阳在天球上的周年视运动轨迹，古人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从最初的二等分（夏至、冬至），到四等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再到十二等分和二十四等分，其中十二等分对应着十二星座，二十四等分则对应着二十四节气。大约在完成对黄道十二等分的时候，这一概念传播到了中东地区，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十二星座”。十二星座的传播模式与十二属相类似，都是为了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理解和接受。
以天秤座为例，它是正义女神的公平秤，这一神话形象源自古罗马神话，而非古希腊神话。在古罗马征服希腊的时期，天秤座才从天蝎座中分离出来，作为秋分点的象征。而在中国，《吕氏春秋》在很早之前就记载了包括秋分在内的八个节气，此时十二节气已大致成型。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大古文明都将夏至日和冬至日视为重要的节日。端午节很可能就是夏至节的演变，其习俗远早于屈原和伍子胥生活的时代；西方的圣诞节则与冬至日有关，由于西方历法的不准确，冬至日被推迟到了圣诞节，俄罗斯因使用旧版儒略历，圣诞节甚至延迟到了1月7日。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还为节气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清明节，其前一天是寒食节，传说晋文公为邀请隐居的介子推出山，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背着母亲被烧死也不愿出来，为了纪念他便有了寒食节，后来寒食节与清明节合并。然而，纪念介子推为何不用他去世的日子，而要用冬至后105天或106天呢？更有趣的是，正史《左传》并未提及介子推的死因，只是说他隐居了，而第一次提到介子推被烧死的是刘向所著的《新序》，这本书中还有广为人知的“叶公好龙”的故事。
中国人将星空划分为28个天区，称为28星宿，每个星宿都有一个对应的动物名称。按照星宿所代表的时辰绘成钟式图案，正好对应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便是生肖属相的由来。
十二星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有趣的演变。在隋唐时期，十二星座的名称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文人墨客开始用星座进行算命，宋代时这一现象更为普及，同时代的辽代大墓中还发掘出了十二星座图。苏轼就曾抱怨自己是摩羯座命苦，他引用韩愈的诗歌说明两人都因摩羯座而平生多得谤誉。随着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学习，十二星座文化也被传入日本并形成独特的文化。清朝时，梁启超等名人又从日语中借鉴了一部分星座名称，如“乙女座”。民国时期，中国天文学会参加国际天文学会会议，制订了沿用至今的全天88星座名称，其中部分名称与社会上流传的不同，如室女座、人马座、宝瓶座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港台从日本引入了日语的星座名称并传入大陆，日语中的室女座（Virgo）被港台翻译成处女座，但这一翻译存在一定问题。Virgo在希腊神话中指的是宙斯与德墨忒尔的女儿，后被冥王哈迪斯抢去做了冥后。需要明确的是，星座和星宫是不同的概念。星座是基于星空中的亮星连线并加以联想形成的真实星区划分，而星宫则是将黄道十二等分后命名的虚拟抽象概念。由于岁差的影响，星宫已经与星座失去了关联，例如2000年前春分点在白羊座和白羊宫，如今春分点在双鱼座，但星象师仍将其认定为白羊宫。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星座文化的思考，出生时太阳所在的星座与星象师认定的星宫不同，所谓的星座性格是否真的准确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星座文化是一种基于地心说的出生决定命运论，本质上与用节气算命并无太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