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怀着敬意，纪念钱学森先生离开人世的第十六个年头。这位科学巨匠的足迹，不仅镌刻在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中，更深深烙印在民族复兴的壮阔画卷上。
“当你在晴朗的夏夜仰望星空，是否曾因星辰的遥不可及而感到失落？我们绝非如此卑微，人类必须征服宇宙！”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出自钱学森二十四岁时的笔端。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将因五次重大抉择而彻底改变，更将推动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运驶向新的航向。
钱学森的成长之路，始终浸润着中华文化的滋养。幼年时，父亲钱均夫为他购置大量典籍，行囊中装满“中华文化丛书”的少年，在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开启了与工程技术的缘分。面对中学老师关于专业选择的分歧——数学、中文、艺术，他毅然选择了铁道工程，立志“造火车头”。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目睹空中的硝烟，钱学森将目光投向天空，决心“造飞机”。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远渡重洋攻读航空工程，却在深入研究中发现：航空工程实践缺乏理论支撑。于是，他做出了第三次选择——从工程师转向航空理论研究，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生。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钱学森以惊人的毅力攻克难关。1941年，他在《航空科学学报》发表的《柱壳轴压屈曲》论文，仅10页正文背后，是800多页的推导演算手稿。这项成果解决了航空界多年的技术瓶颈，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1955年，历经五年拘禁的钱学森终于踏上归途。当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否造导弹”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同样能做到！”这份自信，让他从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1982年，从领导岗位退下的钱学森已年过七旬，但他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第五次选择中，他重返学术理论研究，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全新理念。晚年，他仍坚持订阅多领域杂志，用工资和稿费设立购书基金，直至去世前两天仍在阅读。
钱学森的远见卓识，始终指引着中国航天的发展方向。1986年，在载人航天起步的论证中，他力排众议，提出“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关键决策投下关键一票。
2001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以纪念他对科学的贡献。神舟五号、六号、七号乘组凯旋后，航天员均专程前往钱学森家中汇报，这份跨越时空的致敬，见证着中国航天人对先辈的传承。
今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征太空。这场任务不仅承载着探索宇宙的使命，更寄托着对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深切缅怀。他们的精神，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中国航天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