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先生，于近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这位科学巨匠与云南昆明有着深厚的渊源，1938年至1945年间，他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八年时光，其中六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这段经历被他视为“奠定一切成就的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因战局变化，学校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年3月，年仅16岁的杨振宁随家人辗转抵达昆明。其父杨武之彼时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杨振宁则进入昆华中学（今昆明市第一中学）就读高二。当时，流离失所的中学生众多，教育部门允许同等学力者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同年秋天，杨振宁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在两万名考生中位列第二。
杨振宁最初报考化学系，但在入学前“借阅高中物理教科书，闭门自修数周”后，发现物理更符合自己的兴趣，遂转入物理系。初入联大，校园的简陋条件让他印象深刻：铁皮屋顶的教室，下雨时叮当作响；泥土压实的地面，数年后布满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需用纸张压住以防被风吹落。尽管如此，师生们仍以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抗战时期的昆明，空袭警报频发，杨家也曾遭遇险境。一次日机轰炸中，杨家租住的房屋被炸成废墟，全家因及时躲进防空洞而幸免于难。几天后，杨振宁借来铁锹，在废墟中翻挖出几本残破的书本，如获至宝。为躲避轰炸，杨家搬至昆明市西北郊的龙院村惠家大院，一住便是三年。尽管环境艰苦，联大师生仍坚持教学与研究，警报解除后便立刻返回校园，继续学业。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不仅接受了严谨的学术训练，更在战火中锤炼了精神。他回忆道：“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但师生们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浸润了无数学子，他们或出国留学投身科研，或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据西南联大博物馆记载，当时有1100余名师生从军报国，400多名外文系学生担任军事翻译，工学院增设战时课程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师生们还通过宣传、募捐、代写家书等方式支持抗战。
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自由而严谨，教师阵容强大。教过杨振宁大一国文的老师包括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等名家；物理系则有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等教授。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前者指导他研究对称性在分子物理学中的应用，后者带领他探索统计力学领域。杨振宁后来回忆：“这两件事对我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后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而它们在战后物理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同学间的切磋也令杨振宁受益匪浅。当时，联大校园内没有饮用水设备，茶馆成了学生们的“第二课堂”。杨振宁与黄昆、张守廉常在茶馆、校园或路上高谈阔论，被同学们称为“三剑客”。一次，他们讨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从茶馆争论到宿舍，熄灯后仍躺在床上辩论，最终点起蜡烛翻阅海森伯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验证观点。这段经历让三人记忆犹新，也让他们在简单的生活中培养了对物理的热爱。
尽管父亲是联大教授，但因通货膨胀，杨家生活一度拮据。作为长子，杨振宁在战乱中早早承担起家庭责任。在龙院村居住时，他制定“红点规则”鼓励弟妹读书：谁表现好、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便记红点，集满三个红点可获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城里看电影。周末回家时，邻居孩子们也喜欢聚到杨家，听他用英语讲述《金银岛》《最后的莫西干人》等故事。1945年春，为补贴家用，他还兼职为在昆明的美军官兵教授中文。
这种责任感贯穿了杨振宁的一生。1945年8月，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在等待赴美的留待期里，他赴西南联大附中代课，同时教授高一、高二数学，学生中包括闻一多之子闻立鹤、《红岩》作者罗广斌等。8月28日，杨振宁从拓东路出发前往机场，临行前发现父亲仍站在原地，瘦弱的身影穿着长袍，额前白发清晰可见。他忍了一早上的泪水，此刻夺眶而出。
赴美后，杨振宁在物理领域不断探索，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成就源于西南联大的培养。晚年，他多次回到昆明，访问母校旧址（今云南师范大学），深情表示：“我的基础是在昆明打好的，研究方向也是在这里明确的，昆明是我年轻成长的地方，我多年来一直怀念这里。”
2008年，86岁的杨振宁重返昆明参加西南联大70周年校庆，带着夫人翁帆走访故居和惠家大院，沿一二一大街重走上学路。翁帆说：“他平时很少讲这么多话，这次在昆明特别兴奋。”2013年，91岁的他再次回到昆明，参加“武之楼”命名暨父亲杨武之塑像揭幕仪式，并在校友友谊林栽下一株国槐，勉励青年学子：“坚持直觉、开放思想，不要放弃好想法。”
西南联大的家国情怀深刻影响了杨振宁的人生选择。1971年，得知中国不再是“禁止去的国家”后，他立即申请回国，此后积极推动中美学术交流，晚年毅然回国工作，为祖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他的科学遗产与报国精神，将继续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在科学道路上砥砺前行。
